東巷拆遷前的正陽路東巷2號拐角? （鄧云波 /攝）

　　桂林，既是以 “山水甲天下”著稱的風景游覽城市，也是國務院首批公布的24個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之一。

　　老桂林市區中心的明靖江王城正陽門（原端禮門）外，沿東西走向與王城的宮城墻基本平行有兩條老巷道，出正陽門往東為東巷，往西為西巷。東巷尾端在宮城墻東南角與江南巷南北走向段（原全善街）相接，往北通王城東華門的東華路，中間還有一條東西向的短小的蘭井巷；江南巷東西走向段東頭接福棠巷。出正陽門過東巷口繼續往南不遠，有一條向東的小巷叫仁壽巷，從仁壽巷尚能通東巷。過仁壽巷口往南不遠就是繁華的解放東路。這一片老街區我們統稱為東、西巷街區。2013年桂林市秀峰區啟動了東、西巷街區“保護修繕整治改造”項目工程，東、西巷街區又一次成為了熱愛桂林的市民尤其是文化學者關注的熱點。

　　坊間關于東巷街區的歷史文化有諸多傳聞，當今已是網絡發達的信息時代，流傳于網絡中的相關述說多為你轉我抄，極少進行嚴格查證考據。甚至一些主流媒體也出現了諸如：東西巷“見證了桂林自唐代武德年間建城后近1400年的歷史興衰。”等明顯錯誤。從“文化自覺”、“文化自省”、“文化自信”的角度，我們應當對東、西巷街區的歷史脈絡以及文化遺存有一個清晰、準確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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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東巷——老桂林街巷唯一的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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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林之地，古為百越，戰國屬楚，秦屬桂林郡；西漢元鼎六年（前111）置始安縣，是為桂林建城的開始。三國吳甘露元年（265），始安升縣為郡；南朝梁大同六年（540），始安成為桂州駐地，桂林開始成為嶺西北部的行政中樞。唐置嶺南道，下設廣州、桂州、容州、邕州、交州五總管，桂林成為桂管駐地。北宋統一嶺南后，于至道三年（997）將唐嶺南道析置為廣南東路和廣南西路，桂州成為廣南西路治所。自此桂林一直是廣西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元朝，廣西升為行中書省；明朝，廣西是當時全國13個布政使司之一，桂林還是靖江王的藩封之地；清朝，廣西是全國18個行省之一；其治所均設于桂林不變。民國時期，桂林依然基本上為廣西省政府駐地。

　　作為歷史文化名城的桂林，千百年遺留下來的文化遺產豐厚而寶貴，但由于歷史的滄桑和千百年來不斷的戰亂，大量的文物古跡尤其是古城建筑與城垣曾遭受多次破壞。如明末清初的戰亂，孔有德一把大火將恢弘的靖江王府燒得只剩殘基；清康熙年間，吳三桂叛清桂林亦遭戰火；民國早期，滇粵湘桂等軍閥混戰對桂林的反復爭奪；抗日戰爭時期，日機的轟炸、極其慘烈的桂林保衛戰、淪陷期和日軍敗退后的燒掠，使桂林城基本成為廢墟。民國三十八年（1949）《桂林市年鑒》載：“查桂林疏散時，有人口五十余萬，房屋五萬余棟，全城區焚余房屋，現僅存百分之一，且悉皆殘破灰燼，揆之揚州十日嘉定屠城，其慘狀尚不及桂林遠甚，即比之長沙大火，衡陽之攻守屢得屢失，其毀損情形，均莫能髪髴，倘以此次世界大戰之任何城市例之，恐未有焚毀房屋達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如桂林損壞之大者也”。難怪不少后人哀嘆桂林城已經沒有什么古建筑了。這也是后來多次大規模城市改造中對老城市建筑以及格局保護未能充分重視的一大根源。

　　如果我們換個角度來思考，筆者倒是覺得——正因為所剩無幾，更應該珍視，更需要慎重對待。

　　盡管抗日戰爭時期，桂林城被毀房屋達百分之九十九。但還剩百分之一，具體是多少呢？1949年易熙吾編纂的《桂林市年鑒》有統計數字的記載：“統計全城余屋，僅有四百七十一間”。雖然是“僅有”也還是有啊。雖然這些余屋也不同程度地遭到破壞，但畢竟還能成為一間房屋。具體到東巷來說，東巷20號的主人后代就明確地告訴我，他們家的房子日本鬼子只拆了板子來燒火，屋梁柱子等都沒受太大破壞。還有，江南巷的熊同和藥號，當時被日本人用來做馬棚，也沒被燒，還有東巷9號岑家大院的最后一棟建筑目前也還基本上是清代建筑的原貌。這些劫后余生的房屋彌足珍貴。尤其是又經過了幾十年的發展變化，除了東巷街區這幾棟以外，桂林城抗戰前的房屋又還有幾處？

　　況且，不護一年苗，何來百年樹？盡管桂林的城市老建筑多為抗戰后原址復建或新建，只有極其少量清末民初建筑，但每一座老建筑、每一片老街區都刻寫著自身的歷史，見證著社會的發展與變遷，更承載著與之相關聯的每一個人的種種回憶和情愫。老建筑、老街區作為一種物質文化遺存，是歷史文化名城的構成要素之一，是歷史文化名城的物化體現和標識。歷史建筑是一定歷史時期人類社會活動的產物，是說明當時歷史的具體而真實的實物見證，無不具有時代的特點。它是幫助人們認識和恢復歷史本來面貌的重要依據，是體現歷史文化發展的有形載體，是不可再生的人文資源。它成為人們了解、認識這一歷史階段人類活動和社會發展的主要依據。如果沒有直觀、形象、生動的建筑做依托，歷史文化沒有表現的形態，便無法令人信服。這也許正是我國《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保護條例》中要求“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范圍內還應當有2個以上的歷史文化街區”的緣故。

　　桂林的東、西巷街區，雖然在歷史時長、規模大小、文化遺存以及建筑保護上，跟北京的胡同、上海的里弄、天津的估衣街等等無法相比，雖然按《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的規定，“古街區”命名的條件是“保存文物特別豐富并且具有重大歷史價值或者革命紀念意義”，桂林的東巷街區難以稱得上嚴格意義上的“古街區”，但是這是桂林城區目前僅存的、房屋年齡最長的成片街區，完全稱得上是“老桂林街巷唯一的標本”。

　　我們走近一座城市，首先影響我們感知的就是這座城市的建筑和街巷。西安、北京、南京等城市，能看到許多宏偉的老建筑、城墻等等，我們馬上就感受到了這樣的城市一定具有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如果我們觸目皆是高樓林立如上海的浦東等，帶給我們的印象就是：這是一座現代化新城。桂林，要想向每一個來訪的客人宣示自己是“歷史文化名城”，就必須保留相當數量的老建筑、老街巷，并且要明白、突出地顯示出來。98年城建時，翊武路城墻的顯露、王城城墻的顯露就很符合這樣的要求。但整體來看，目前桂林能讓人看到的老建筑、老街巷實在是太少了，與“歷史文化名城”的桂冠有點難以匹配。我們的歷史文化要到摩崖石刻上去找，要到圖書館、檔案館里去查才能發現。這不能不引起我們重視。這恐怕也是東巷街區這個“老桂林街巷唯一的標本”這么受人關注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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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東、西巷形成年代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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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西巷街區的形成和發展與桂林城市的發展密切相連，尤其是跟明靖江王城的興衰息息相關。東西巷究竟是否“見證了桂林自唐代武德年間建城后近1400年的歷史興衰”？我們不妨簡要回顧一下桂林的城市建設與發展歷史。

　　桂林自漢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建城，到現在有兩千多年歷史了。早期的桂林主要是作為軍事戰略要地來設置的。

　　唐武德四年（621）桂州總管李靖建子城，也叫衙城，現東巷街區在衙城內。唐宣宗大中年間（847--859）桂州刺史蔡襲增筑外城。唐光啟年間（885--887）都督陳可環在子城西北新筑夾城。其后到明代以前，桂林城市中心都是官衙所在地。明洪武五年建王城，城市格局與唐宋有較大變化。也就是說，我們談論唐宋的“東巷”是沒有什么意義的，姑且不論唐宋元是不是有“東西巷”，即便有，也跟現在的東西巷沒什么瓜葛了。所以，說東西巷“見證了桂林自唐代武德年間建城后近1400年的歷史興衰。”是沒有根據的。

　　據《桂林市志》[1]記載：桂林自漢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建城，三國時期吳甘露元年（265）置始安郡，南朝梁天監六年（507）置桂州，州治設于今之桂林；隋、唐、五代均為郡治；北宋至道三年（997）置廣南西路，治所桂州（今桂林市），廣西簡稱“桂”之名自此始；南宋紹興三年（1133）升桂州為靜江府；明洪武五年六月（1372年7月）改靜江府為桂林府，靖江王設藩于桂林，修建靖江王府于獨秀峰南。此后，南明永歷元年即清順治四年（1647）至順治十年即永歷七年（1653）南明軍與清軍對桂林數度爭奪，桂林處于戰亂之中；順治十一年（1654）廣西提督線國安接統定南王舊部，駐城內，順治十六年（1659）廢除前靖江王所定田租銀米。康熙十三年即周吳三桂元年（1674）至康熙十八年即周洪化元年（1679）吳三桂反清，桂林亦處于戰亂；康熙二十年（1681）改建定南王府為貢院。

　　據謝啟昆（清）《廣西通志》[2]記載：貢院，在獨秀山下，明靖江王府。順治十四年改建，康熙五年建于都指揮司舊署，二十年署巡撫麻勒吉仍請以王府改建，雍正十年巡撫金鉷重修。

　　歷代桂林城市的中心都在獨秀峰以南區域。以上史料說明，明洪武五年（1372）靖江王設藩于桂林，修建靖江王府于獨秀峰南。至清初順治十四年（1657）將王府改建為貢院。

　　明太祖朱元璋十分崇尚“禮制”，明代王府包括宮殿、宗廟、縱廣等形制、尺度的建筑制度制定得非常細致、完備和嚴格。明代陳璉《桂林郡志》卷三《藩邸》記載：“靖江王府肇建于洪武五年，宮殿、廟社莫不如制，其余近侍之官、宿衛之士、合屬之司咸有廨宇。”“門各有樓，東曰體仁，西曰遵義，南曰端禮，北曰廣智。四門外復設靈星門。□□□，在王城中。承運門，在殿之南。□□□，在王宮前。齋宮，在承運門左。□□□，在端禮門外之左。社，在端禮門外之右。□□□□纛廟，俱在桂城之南。進膳廚，在承運門之右。”黃佐（明）纂《廣西通志》[3]載：“邸第洪武五年建，二十六年復命指揮同知徐溥、工部主事戈祐韓、毛知理督工修理王城一座，周若千丈，下用巨石，上砌以磚，辟四門，南曰端禮，北曰廣智，東曰體仁，西曰遵義。外繚以垣，各為欞星。垣左為宗廟，右為社稷。門墻內為承運門、承運殿、王宮門、王宮，南向如祖訓之制，惟風云雷雨山川壇在德勝門外，旗纛廟在壇之西。外有迎恩館，在伏波門外，為進送表箋、迎接詔敕之處。”

　　現存的王城城墻為王府宮城城墻，其外圍還有一圈蕭墻包圍著王府地界，蕭墻的東西南北各有一道門都稱“欞星門”；端禮門（現正陽門）外蕭墻內按制有“左祖右社”，即左邊有宗廟右邊是社稷壇。（見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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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明.陳鏈《桂林郡志》載靖江王府圖

　　靖江王府的蕭墻及“左祖右社”是什么時候被毀目前尚無考證，極有可能是在明末清初毀于戰亂。現在我們應該能夠判斷——清初以前，東西巷街區是不可能存在的。有人提出“要恢復明代的東巷”那實在是無稽之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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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省城圖 - 采自《廣西通志輯要》光緒十五年（1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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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臺灣成文出版社印行的《廣西通志輯要》（據清?沈秉成修，蘇宗經、羊復禮纂，光緒十五年刊本影印）中有一幅“省城圖”（見圖2）。這是筆者目前能查到的標有東西巷的最早地圖。圖中可見端禮、體仁、遵義和廣智四門已改名為正貢門、東貢門、西貢門和后貢門；出正貢門往南不遠則有向東的東巷通全善街和福棠街，向西的西巷通義學巷。據此可以判斷——東西巷形成至少不晚于光緒十五年（1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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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嘉慶七年（1803）修光緒六年（1880）補刊《臨桂縣志》卷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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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慶七年（1803）修光緒六年（1880）補刊的《臨桂縣志》已明白無誤地在“街巷--城中”條目提到：東巷、西巷。這里應該是指“正貢門街”的東、西巷（見圖3）。據此，東、西巷的形成時間應該上推至——不晚于1880年。

　　以上是有確切證據的，那么還有沒有可能更早呢？巷道與街區的自然形成，不可能是一夜之間或是短短的十天半月內完成，通常是需要有一定的時長逐步形成，這個過程有可能一年半載，也有可能幾年甚至十幾年。

　　《岑襄勤公年譜》[4]中記載：“是月[5]公命長子春榮次子春煦扶江夫人賴夫人柩歸粵卜地安葬於臨桂縣城東堯山先是公以西林距省會二千餘里子弟讀書應試既苦道遠又尠觀摩有僑居臨桂之意廼命二子於營葬後購宅於省垣水東門內仁壽宮井巷留居讀書迨公奉諱歸后增置田宅建立廟塾為長久計而以西林祖遺產業公之諸弟云”——以此或可以推測，同治十三年（1874）東巷一帶已經開始有民居了。

　　新近出土的仁壽宮鑄鐵香爐有銘文：“乾隆壬午年秋月（1762）”（見圖4、5、6），說明1762年民居已開始建進王城外垣，恐怕此前蕭墻已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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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5、6：新出土的仁壽宮香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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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史料和文物使我們有理由推測東巷的形成極有可能在清代順治和乾隆年間，但有確證的只能說：東巷形成不晚于1880年。

　　三、東巷街區巷道名稱的變遷

圖7：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桂林市城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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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1949年 《桂林市中心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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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地圖及桂林市地名錄等相關資料表明：

　　清末時東、西巷名為“正貢門街東、西巷”；民國時期稱“正陽東、西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稱“東、西巷”。仁壽巷在清及民國均稱仁壽巷。現江南巷在清及民國時，西段稱全善街，東段稱江南街；解放初改稱全善巷和江南巷。

　　“文化大革命”期間，桂林街名“一片紅”，許多街名被改成像戰斗巷、戰勝里、反封路、更生路、永紅路、群力路等等具有濃厚“文革”色彩的街名——1966年仁壽巷、東巷分別被改為解東一、二巷，而西巷及其西端的義學巷分別被改為紅旗一、二巷；江南巷、全善巷和蘭井巷分別被改為反封一、二、三巷。“文革”結束后，1979年桂林市所有門牌全部換掉，路巷名基本恢復原名——東、西巷復名為“正陽路東、西巷”，義學巷并入西巷（1998年城市大建設，西段基本已成樓房和停車場）；江南巷和全善巷合并為江南巷；仁壽巷、蘭井巷均復名為仁壽巷、蘭井巷。

圖9：1991年桂林市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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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西巷的得名應該是緣于其分居正貢門的東、西兩邊；仁壽巷的得名則是巷內原有仁壽宮及仁壽井；江南巷的得名是其附近有一江南會館；而蘭井巷的得名坊間流傳是緣于該巷原有一井，井旁有蘭花和玉蘭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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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是必然的，時光在消磨、吞噬著老巷，東巷街區的老建筑在逐漸殘損、消逝，人口的增長及其對居住空間和環境的需求使得老巷的房屋在各個時期被不斷的改、擴、增建，這些都使得老巷的歷史風貌逐漸地、悄然地消褪。“保護性修繕”需要我們拂去歷史的塵埃還其本真，讓優秀的歷史文化得以延續、傳承；而“整治與改造”則重在改善老巷的環境設施，提升老巷的旅游與經濟價值。兩者如何統籌兼顧、完美結合是擺在項目建設者面前一個為公眾矚目的問題，需要勇氣去面對，更需要智慧去解決。

　　無論如何，東巷街區都將發展變化，而且馬上要經歷一次前所未有的蛻變。其目標——既要跟上時代前進的步伐，要與“國際旅游勝地”建設相匹配，同時也要繼續承擔著展示桂林歷史文化，維系“桂林歷史文化名城”桂冠的重任。我們期待著，東巷的明天更美好！

注解：
[1] 《桂林市志》（上）桂林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中華書局，1997。

[2] 清.謝啟昆修，胡虔纂《廣西通志》卷一百二十九。

[3] 明.嘉靖.黃佐纂《廣西通志》卷第十一.《藩封》。

[4]清末云貴總督岑毓英(1829~1889)，廣西西林縣人，字彥卿，號匡國，秀才出身，是中國近代壯族史上一位功名顯赫的封疆大吏，是與李鴻章、曾國藩等一樣活躍在中國近代歷史舞臺上舉足輕重的人物。記述了岑毓英的戎馬一生及其家族淵源的《岑襄勤公年譜》為曾在岑毓英門下充任幕僚之趙藩所編著，并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傳記類。

[5]按文中年代排序，此處指同治十三年（1874）八月。

參考文獻：

1. （明）嘉靖.黃佐纂.廣西通志.

2. ?（清）謝啟昆修，胡虔纂.廣西通志（點校本）.廣西人民出版社.1988.

3. ?桂林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桂林市志（上、中、下），中華書局，1997.

4. （清）趙藩撰.岑襄勤公年譜.續修四庫全書.0558.史部.傳記類.上海古籍出版社.

5. （清）蔡呈韶等修，胡虔等纂.臨桂縣志.據嘉慶七年（1803）修光緒六年（1880）補刊本影印. 臺灣成文出版社.1967.

6. ?林哲.桂林靖江王府.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

7. （清）沈秉成修，蘇宗經、羊復禮纂.廣西通志輯要.據光緒十五年刊本影印. 臺灣成文出版社.1967.